央行副行長劉國強此前在回答問題時表示，人民幣匯率雙向變動，基本穩定在合理權衡水平。并且人民幣雙向波動將成為常態，中國人民銀行將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照一籃子貨幣進行調整的外匯制度。

數據顯示，人民幣匯率近一個月以來呈上升趨勢。繼5月25日，離岸人民幣對美元盤中一度升穿6.4后，5月26日更是達到6.3822，人民幣匯率創三年來新高。據國外媒體報道，人民幣在過去一個月的反彈，引發了央行官員針對人民幣是否應該進一步升值，以幫助對抗大宗商品價格飆升和輸入型通脹的討論。

有國外媒體預測，中國官員和媒體沒有對人民幣走勢作出過多的反對，或許是為未來更大范圍內的進一步升值鋪平道路。人民幣長期升值下喜憂參半，既要抓住當前的機遇，也要做好應對人民幣下行波動時面臨的挑戰，提前做好風險管理。

若人民幣中長期相對于美元升值，將使得人民幣相對購買能力提升，理論上來講會有利于我國進口而對出口形成制約。但是從目前的全球貿易環境來看，疫情仍未結束，東南亞和部分新興市場制造業或有好轉，而對比疫情前仍差距巨大，因而即便人民幣升值，我國出口市場受到的影響也有限。但在這樣的形勢下，出口企業勢必承擔更大的壓力。

南華期貨研究所所長朱斌分析稱：“涉外企業對于人民幣波動較為敏感，近期人民幣重啟升值使得外貿企業面臨新一輪人民幣匯率升值風險。尤其是一些中小型的出口企業，如果沒有進行外匯套期保值或者在出口訂單中沒有加入其他的匯率避險條款，他們將面臨原材料暴漲以及匯率升值的雙重壓力，勢必對出口利潤形成較大的侵蝕。相對而言，進口企業通常會吃到人民幣升值紅利，但也不絕對，還要看企業具體的規模和外貿話語權。另外匯率避險意識較強、外匯風險管理能力較強的大型出口企業也能在上半年強勢的外需中憑借較大的訂單量和成熟的外匯風險管理能力獲得一定的經營紅利。”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也對出口企業承載的壓力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出口壓力肯定比較大，進口企業會稍微放緩一些。當然，在升值過程中，如果你的商品不可替代，或者對中國而言，供應鏈比較完整或者獨一無二，商品的價格自然也可以再上漲。但如果只是標準參股或者沒有特色，那就會受到侵蝕。”

澳新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楊宇霆雖然也認為人民幣匯率升值會對出口造成一定影響，但他表示，影響的力度不會很大。“根據出口結構，雖然中小企業也需要出口，但實際上中國大部分出口都集中在一些比較大的電子企業。出口不是拼匯率，不是拼價格，而是拼產業鏈，拼效率。在現在的國際形式里要拼就拼自己的品質，所以這個匯率對中國出口未來的前景不會很大。”

人民幣匯率升值在為出口行業帶來壓力的同時，借助疫情這一特殊時期，也為中國一些企業的發展和轉型提供了機遇。除此之外，經營者的管理能力也應在打破難關的歷練中得以提升。中山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湛對中國企業提升國際局勢下的應變能力寄予厚望。

“按照經典的經濟學理論，人民幣匯率升值，中國出口商品漲價，競爭力下降，外貿企業的營收和利潤承壓，會導致中國貿易順差減少，進而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最典型的案例是日本1985年簽訂的《廣場協議》，要求日元升值，最后導致日本付出了慘痛的經濟代價。但新冠疫情以來，美聯儲放水，人民幣匯率升值，與以往情況又存在不同。主要是新冠疫情導致全球產能不能順利修復，而只有率先控制住疫情的中國有充足產能供應全球需求。這導致即便人民幣匯率升值，中國的出口依然非常強勁。而且這種趨勢在全球疫情徹底得到控制、全球產能恢復正常之前，都將持續。對于中國而言，需要利用這難得的戰略窗口期，發展中高端制造業、促進企業轉型、搶占市場份額、提高生產效率，并且大力推動內循環和雙循環，以便提高中國在面對美國及其盟友發難時的應變能力。”

建行金融市場部資深副經理陸怡烽重新劃分了企業的類型。“一是資源勞動力密集行業企業。在上游，有話語權，受外部影響小，成本可轉嫁，可能在變化中還能受益。在下游，產品熱銷，可將成本轉嫁消費者；不熱銷，就會大幅受擠壓甚至虧損。對中游企業而言，風險管理套保做得好，可以生存甚至發展，兼并其他中游企業；做得不好，會導致大幅虧損甚至破產。所以，外部沖擊對傳統行業企業的經營管理能力提升有益，對中國經濟結構調整有益，但過程比較殘酷。”

“二是新興科枝創新和輕資產企業，資產規模不大，產品附加值高，外部變化影響小，這也是政策鼓勵發展方向。像華為中興等企業的業務更傾向于國內，這類企業只要保持能力，依托國內大市場，會越做越好。更多國內企業也會聚集在它們周圍，形成更強大產業配套，不懼金融周期變化。這是對國內產業企業受匯率影響的基本結論之二，淘汰落后傳統企業，促使新經濟結構加速形成。對單個企業而言，不適應就被淘汰。”

李湛也從產業鏈的角度提出了建議。“人民幣匯率升值，對于依賴進口原材料的上游企業會受益。考慮到終端消費需求不振，中下游企業利潤受到擠壓，加上人民幣升值，進口商品的競爭力變強，進一步擠壓中下游企業利潤，中下游企業受到的壓力較大。同時，中下游企業涉及到的就業人口眾多，中下游企業利潤承壓可能會降薪裁員，這對宏觀經濟形成挑戰，政府需密切跟蹤中下游企業利潤承壓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并及時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

5月1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穩價工作，要求跟蹤分析國內外形勢和市場變化，做好市場調節，應對大宗商品價格過快上漲及其連帶影響。有消息指出，本次大宗商品物價上沖，預計5年內通脹壓力都不會得到有效緩解。近期人民幣匯率升值，雖然會緩解一部分影響，但企業壓力依然存在。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指出：“如果是輸入型通脹，肯定對價格有壓制。中國進口大量原材料，所以這個對中國PPI的輸入起到了一定的延緩作用。”

中山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湛談到：“人民幣升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輸入型通脹對國內工業品價格的影響，主要是購買國際大宗商品會相對便宜。但這輪物價上漲主要是輸入型通脹，人民幣匯率即便升值，也不可能比美元更值錢。所以，輸入型通脹壓力還是會存在，人民幣升值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輸入型通脹壓力。”

南華期貨研究所所長朱斌在分析企業壓力的同時，還提出了應對方法。“對于出口企業，人民幣升值以及通貨膨脹將是其面臨的雙重壓力，不僅無法相互抵消，還將對出口企業利潤造成聯合侵蝕。對于進口企業，雖然人民幣升值會帶來一定紅利，但通貨膨脹帶來的成本壓力也是不可小覷，甚至通貨膨脹的壓力會在一定程度上擠壓其人民幣升值紅利。對于外貿企業，在人民幣升值之際，想要抵消通貨膨脹的影響，可以從兩個方面著手應對：一是加強外匯風險管理，例如對原材料進價在合同中鎖定人民幣價格、運用期貨期權等衍生品進行套期保值來管理企業外匯風險敞口、樹立風險中性避險理念等；第二就是立足主業，力圖內外突破，例如尋找質優價廉的替代品、打造自身品牌效應、增強行業話語權以轉嫁自身面臨的通貨膨脹壓力等等”。

隨著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推進，目前來看央行已逐步在退出對人民幣匯率的常態化干預，這也就意味著央行對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容忍度有所提升，人民幣匯率的變動主要取決于市場供求。人民幣匯率更加市場化，也將促進我國金融市場不斷完善，使我國經濟與世界接軌，能更好的參與世界經濟調整。

“人民幣匯率對于我國金融市場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我們知道，一國的經濟越開放，金融市場國際化的程度也就越高，那么這個國家的金融市場所受到匯率帶來的影響也就越大。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對于促進我國經濟、金融市場健康發展有重要的意義，也是適應國際經濟一體化趨勢的表現。相對靈活的匯率政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金融風險，提升我國金融市場的穩定性。當然，人民幣匯率更加市場化，也會給我國金融市場帶來一定的挑戰。比如，增加了外匯資產管理和控制的難度、增大了外向型企業的經營風險、增加了國際短期資本風險，容易引發國際短期資本肆意外流等等，”朱斌分享道。

李湛則表示：“其實在人民幣匯率在2019年8月“破7”以后，央行很少直接干預人民幣匯率走勢。目前人民幣匯率主要是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在人民幣匯率出現超調時，監管可能會出面穩定預期，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雙向波動。所以，當前央行的表態對金融市場的影響有限，但人民幣匯率升值，人民幣資產更具有投資價值，有利于國內的資本市場估值。”

近期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它的對立面便是美元貶值。據統計，跨境貿易以美元結算的比率超過70%。這就意味著，若人民幣下行波動，會導致外貿企業折合人民幣收入縮水。所以，規避匯率波動造成的風險，成為企業，特別是外貿企業必須面臨的課題。對此，澳新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楊宇霆并不十分擔心。他表示：“人民幣升、貶值從2015年開始已經存在了數年。從貶值到升值，再到現在的雙向波動，很多企業應該對匯率風險建立了一條管理政策。當然，風險管理，如果通過遠期來管理的話，要看企業愿不愿意承擔一部分成本，來管理中間那個匯率波動帶來的風險。”

南華期貨研究所所長朱斌則認為：“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整體呈現大開大合雙向震蕩‘新常態’，在雙向波動加劇的背景下，大多數我國企業面對匯率變動的應對經驗相對較少，并且由于我國尚未形成面向廣大企業和個人的集中外匯市場，因而境內避險工具均由銀行提供。與境外豐富的外匯避險工具相比，目前適用于企業的境內外匯產品主要為外匯即期、外匯遠期、外匯掉期和外匯期權，可以對沖匯率風險的手段和產品較為單一，無疑使企業面對的外匯風險進一步擴大。因此，人民幣無論是升值還是貶值，外匯衍生品在國內的發展都是大勢所趨。外匯衍生品的發展，既可以使企業在管理風險時多一種可選擇的避險工具，也可以使企業在使用避險工具時的成本更加透明合理，從而幫助企業規避匯率風險。”

前文中提到，建行金融市場部資深副經理陸怡烽從不同的角度對企業進行劃分。在他的理念下，第三類企業恰恰針對金融行業。他認為，風險的管理能力與產品的開發同樣重要。“服務實體經濟，需要提供更多風險中性的衍生品風險管理簡單產品。但產品是一塊，應用依靠的人和機制更重要。金融機構在推廣產品時，還要培訓企業人員，這終將成為未來的主要在職培訓市場，即金融風險服務咨詢市場。另外，金融機構會對大企業開展定制風險管理方案服務，升級全面風險經營管理能力。”

人民幣升值會吸引大量外資進入我國資本市場，其中往往最活躍的是游資。但在吸引外資的同時，也要做好防御措施，以免匯率下行波動造成大量資本外流。邵宇指出：“人民幣升值，這個時候肯定大量熱錢涌入中國。我們要注意防范的是，當美元調整方向，特別是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調整的時候，可能會引發資本的外流。所以，我覺得保持匯率的彈性，然后對資本賬戶進行一定的意向操作，這應該是需要考慮的一個管理方面。對于企業而言，他肯定要使用衍生產品進行套保，這樣的話對他的整個交易的成本控制，應該有幫助。”

朱斌解釋道：“人民幣升值將不可避免的帶動游資流入，主要影響的就是我國的金融市場穩定性，進而影響我國經濟健康發展。想要防止游資沖擊，歸根結底需要央行控制資本流動，嚴格管制境外游資，尤其是大額游資在境內外金融市場上頻繁進出。同時，健全我國匯率形成機制，保持匯率在合理區間雙向波動，維持我國經濟穩定增長，維穩金融、資本市場價格（例如，運用期貨等衍生品對沖市場單邊力量，防止羊群效應帶來的暴漲暴跌），將減少游資的進出，使得這部分資金能夠長期留在中國市場，緩解對于我國經濟的沖擊。”

楊宇霆對此持樂觀態度。他分析稱：“在金融開放的背景下，中國的債市吸引了很多外資。國際投資者，機構投資，他們愿意把中國的債券放在他們全球資金運用上的一部分。也有中資海外通過債券，或者通過不同的渠道投資在國內，這個也是間接對人民幣匯率帶來支持。但是這些資金占國內總體金融份額不高，所以理論上不會造成太大震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