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心愉

來源：愉見財經（ID：fish-finance）

新故事的主人公叫老俞，是上海一家保理公司的實際控制人，故事講的是老俞三年半來，一手“討貸”、一手“討債”的長路漫漫。

故事還要從2013年底說起，老俞當時做了一個他自稱為“幫銀行朋友一把”的決定。至今，他因這個決定虧損超過2000萬元，而這還沒算上難以應付的資金占用和資金成本。

這可不是借錢給人要不回來那么簡單。

2013年底，老俞接到某大行上海虹口支行行長的協商，希望他能以3.5折收購該支行的一個不良資產包，內涉14筆鋼貿不良貸款，應收債權1.28億元，折后轉讓價4400萬。因非原價轉讓，這筆交易金融資產交易通過一家大型AMC作為通道。

老俞給我看過一個訊息截屏，從中看得出銀行方的求助之意。老俞說他很清楚，年末銀行要出報表，對于身處上海鋼貿市場腹地大柏樹的那家支行而言，在鋼貿危機全面爆發的2013年，不良出表、降低不良率數據，幾乎是剛性需求。

老俞在保理公司的下屬說自己老板那是“仗義疏財”，老俞自己也說自己是“心腸好”、“幫助人”。但我心里明白，生意場上身經百戰，老俞自然是有自己的算盤的——他在明知3.5折的折讓價偏高的情況下仍然愿意“接盤不良”，為的就是交換一個人情，試圖以此先期鎖定一筆授信。據其稱，對方支行長也曾應允支持。

銀行資金，對這家2013年7月才成立的、參與供應商融資的、本身股東背景也涉鋼的保理公司來說，如同命脈。

不過，在這家保理公司如約受讓完不良資產包后，一切開始不如俞非預期：苦等三年半，銀行貸款分文未放；對人去樓空的鋼貿企業做不良資產清收，其路漫漫。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 老俞說：銀行“變臉”。

•  銀行說：秉章辦事。

老俞口述的銀行方曾應允“全力支持”、“提供授信”，確也落筆有據。“愉見財經”獲取了一份有雙方的騎縫蓋章的“戰略合作協議”，其中既約定了涉上述債權的不良清收工作合作，也約定了虹口支行在協議生效后對保理公司“盡快開展首次授信”。

然而細究措辭，會發現更多信息。

在保理公司的責任方面，這份“戰略合作協議”附有一份“備忘錄”，其中保理公司承諾從指定的AMC處競購銀行的14筆不良資產，并承諾價格不低于44022418元。若保理公司未按這個價格參與競拍，將承擔相關責任。

在協議簽署約1個月后，老俞的保理公司以承諾之兌價受讓了全部14筆債權。

在銀行支行的合作方面，協議的約定內容則是“在符合國家產業政策、銀行信貸政策及融資條件的前提下，經分行審批同意后”，將為保理公司提供總金額人民幣2億元的授信支持，并約定協議簽訂后一年內可分次追加實現。

也正是因此，我聯系上那位支行長，他表示，該行資產轉讓行為并無違規之處。這家大行上海分行方面則表示，后續未予放貸是因合作企業方面提供的項目不符合該行信貸政策。

在這一框架下，老俞開始了和這家支行多達五個回合的“討貸拉鋸戰”。

第一回合，保理公司在完成不良資產交易后，要求合作支行給予授信。支行方面收走了貸款材料，但答復是貸款審批不通過，原因是上級行信貸政策有變，對保理公司加強風控。

第二回合，保理公司易授信主體為其集團關聯公司，一家有央企持部分股權的電商平臺。但彼時這家電商平臺仍做鋼鐵現貨交易，因此貸款申請仍被打回，原因是“涉鋼”類業務，已是銀行信貸結構調整里最為“忌諱”的投向。

第三回合，授信主體被改成老俞控盤的另一項房地產項目。這次嘗試，被銀行方面否決的理由是，房地產商開發資質太弱，而該大行對房企授信是遵循“名單制管理”原則的。老俞他們用來申請貸款的房企，顯然不在“名單”之內。

第四回合，保理公司嘗試讓和其有股權關系的一家垂直行業產業云計算基地來申請貸款，讓他們覺得有一線希望的是，這家云計算基地還參與某西部地區城商行股權并購。但銀行方面表示，一來，此城商行未上市，股權無法估值；二來，還是回到老路，即保理公司無論如何嘗試變換關聯主體，正因此間“關聯性”，申請授信主體都繞不開“涉鋼”問題：要么就是股東交叉，要么就是業務交叉。

第五回合，保理公司的人說他們那是“搬救兵搬進京”了，向他們關聯公司的股東方——某中字頭央企“求救”。這一回合他們想盡了辦法，模式中甚至包括該央企同意將其本身在該國有大行的授信額度切割出來，給到該行上海分行向保理公司或關聯主體授信。

然而，彼時鋼貿敗局已定。這家本身就因鋼貿“托盤”業務深陷債務危機的央企，即便憑借昔日與一眾銀行的業務關系還有著未用盡的所謂“額度”，但用這家大行的人“交底”時的話來形容，這個“額度”已是“過期門票”，根本通不過待審會、拿不到錢，更別說切割給信用資質更弱的主體了。

五個回合的“拉鋸戰”后，老俞難免有“受騙”的感覺，心疼自己在行業外部環境最弱、資金最緊時期的一擲千金，為銀行兜了不良之后，卻沒有得到他期望中的“2億授信”。

而他或許也懊惱，他、或保理公司的辦事人員，都沒有足夠重視協議里那些條件狀語：在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前提下、在銀行信貸政策及融資條件的前提下、經分行審批同意后，才能有支行的這“2億授信”。

但話又說回來，這家大行上海分行方面也是言之鑿鑿的，他們表示，自雙發達成協議至今，“如對方能夠提供符合國家信貸政策和我行融資條件的項目”，該行都“十分愿意提供授信支持”。因此，是“對方提供的項目不符合要求，所以最終未形成合作。”

故事延展至今再回看，值得多提一筆的是，在此大行對保理公司授信政策調整后的2014年，整個上海的融資擔保行業、也包括多家保理公司，經歷了行業之殤，擔保行業整體不良率飆過10%，到下半年還能正常經營的公司已不到四成。

而上文提及的那家中字頭央企，在故事發生的兩年后終于自身也支撐不住，進入銀行貸款的債權人債務重組階段，并探索債轉股事宜。

討貸看來是沒戲了。那討債呢？

“里面全是鋼貿貸款，一大半連人都找不到了，告去法院也沒用，叫我們到哪里去討債？”保理公司法定代表人向我反復強調，不良資產包的3.5折作價是不公允的，此價格并非其真實交易意愿的體現，而是完全基于有配套授信前提下的一種“蝕本買賣”。

我就問他估多少，他說，市場上對于此類鋼貿壞賬的轉讓價，只有一折、兩折。

這當然不能由當事方說了算咯。愉記就此采訪多名接觸過此類交易的擔保公司人士、銀行資產保全部門人士，得到的答案莫衷一是，此類業務高度非標且不透明，轉讓價格和貸款的抵質押物及擔保模式有很大關系，且早期轉讓價格偏高，2014年之后隨清收難度加大而走低。“有的轉讓，的確只有一、兩折。”一名原擔保公司高管表示。

從抵質押物及擔保模式來看，老俞這次還真并不走運。標的中，除了一項債權有房產首次抵押外，余下的，不是只有擔保公司擔保、企業間互保聯保，就是只有房產的“二押”、“三押”。這房產“一押”債權，也是這家保理公司唯一能申請執行、房產拍賣并清收回款的，金額約2200萬元。

可想而知，余下的就都是爛賬了。

大家可能會問，不是有擔保嗎？OK，如果是擔保公司擔保，后來的情況是，連擔保公司自己都倒掉了，如果是聯保互保就更扯了，企業都跑光了。

大家可能又會問，不是還有二押三押的房子嗎？事實上，這類抵押處理起來非常被動的，債權人基本上沒辦法申請執行。

所以到頭來，老俞的整個資產包4400萬元，賬面來看就直接虧損一半。而這還不計他們估算的年化約10%的資金成本（4400萬元占用一年直接就是440萬成本）。

說到這里呢，這家保理公司負責這爛賬的人又是一肚子氣，比如初期他們訴到法院，司法上還有很多機制都是理不順的，就好比他們受讓了債權，可是房屋抵押權還在銀行，法院就不給執行。

不過，即便保理公司討債之路的坎坷讓人同情，那家銀行上海分行方面仍表示，資產包轉讓價格是保理公司當時“清楚且認同的”。言下之意，在商言商，后面保理公司他們如果能討到更多錢，收益也是他們自己的，如果沒能討到更多的債，也不應該由銀行再來承擔責任了。

根據該保理公司與AMC簽訂的《債權轉讓協議》，受讓方的確需要確認對標的債權進行了獨立的盡職調查，對標的債權做了充分、必要的了解，并就標的債權的現狀及其風險完全清楚、認可與接受。

注：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資產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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