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公開報道，截止2017年底：

（1）全國融資租賃企業總數約為 9,090 家，注冊資金約合32,031億元，業務合同余額約為60,600億元人民幣。其中，金融租賃共 69家，行業注冊資金為1,974億元，合同余額約22,800億元。

（2）全國注冊商業保理法人企業及分公司共8,261家（實際開業約1600家），業務總額達到1萬億人民幣，融資余額約為2,500億人民幣，其中深圳市注冊的企業就超過6,000家，占比85%。

（3）全國共有典當企業8483家，分支機構950家，注冊資本1,722.2億元，業務總額2,899.7億元，余額963.7億元。

這就意味著：上述將近24000家企業和24000多億元余額規模將納入到新成立的銀保監會監管體系，這個規模還不到銀行業的3.3%。2017年底我國銀行業貸款規模129萬億元，讓銀保監會就此監管應該不是一件難事，但畢竟會涉及到眾多主體再加上從業人員龐雜、業務領域復雜等，亦非易活。接下來，我們就從她們的前世說起，一一展開。

定性問題：金融機構身份？

我國對資金融通一直是嚴格管制的：以資金融通為業者，應事先取得監管部門的有關于其經營范圍的行政許可；偶爾的你我和/或企業間資金拆借行為，直到最近最高法院出臺民間借貸司法解釋才取得部分“名分”。

國家統一壟斷下，機構之間基于各種機緣為不同的業務形態創設不同的許可：銀監會負責銀行，以及信托公司、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財務公司、金融租賃公司、汽車金融公司、貨幣經紀公司、消費金融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行政審批；

2004年，商務部開展內資融資租賃試點，內資由商務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審批，外資由商務部備案；2005年，典當行由商務主管部門審批設立，并受后者與公安部監管；2008年，小額貸款公司由省級政府主管部門（通常是金融辦）批準設立；

2010年，融資性擔保公司由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審查批準設立，并受其監管；2012年，商務部同意在天津濱海新區、上海浦東新區開展商業保理試點，設立商業保理公司，為企業提供貿易融資、銷售分戶賬管理、客戶資信調查與評估、應收賬款管理與催收、信用風險擔保等服務；2017年，融資擔保公司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確定的部門批準設立并受其監督管理。

由此，本次“通知”下發前，我國資金融通領域分為多個不同板塊：其一，不需要牌照的民間借貸；其二，通常稱之為金融機構的牌照公司，一般指銀監會牌照金融機構（銀行業金融機構和非銀行業金融機構），保監會牌照機構（如保險公司），以及證監會牌照機構（如證券公司）；其三，商務部牌照機構，如典當行、商業保理公司等；其四，地方政府牌照機構，如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性）擔保公司等。

除了民間借貸外，上述金融或非金融的持牌機構，便利企業融資的同時，也帶來了監管不力等問題：如銀行資金繞道商業保理公司進入房地產成為銀行表外業務而無法受到監管。而2017年第五次金融工作會議提出要“強化綜合監管，突出功能監管和行為監管”，為此本輪政府機構改革突出“機構職能優化和調整”，組建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強化混業監管和金融風險的整體性防范。

本“通知”中涉及的融資租賃公司、商業保理公司、典當行三業，本來就具有金融屬性，也正好搭上了“守住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的東風，被認為從金融監管角度，有必要與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一起受統一監管，進而順應機構職能優化整合，就有了銀保監會收編“融·保·典當”三業的現局。

但由此又引發了新的機構定性問題。以典當行為例，“通知”前由商務部審批并受其監管，雖然具有為客戶提供融資服務的功能，但人們基于其所受監管機構的性質的認識，往往不將其認定為金融機構，至少不受銀監會對金融機構采取的所謂金融監管（如基于金融屬性的資本監管）——坊間因此有戲稱之為“金融機構的‘武裝部隊’”或者“類金融”。

此次銀保監會“收編”，帶來的是人們對原來監管機構性質的變更，變成了一個受地地道道的金融監管機構的監管了，是否還是“地方軍”，可能就要打疑問了。目前市場上已經有關于銀保監會編制的傳言，如認為這些新收編者將不會被編制為“非銀行金融機構”而是“其他金融機構”——但即使如此，所釋放的信號仍很強烈，那就是“融·保·典當”是金融機構“正規軍”。

除此外，恐怕也將會帶來如下變化：

★  這些機構將會受到一些基于金融屬性的金融監管應該是必然的；

★  這些機構受監管的程度如何，是否像小額貸款公司那樣仍要委之于當地金融辦等政府力量，仍有待觀察；

★  為確保政令暢通，類似于《典當管理辦法》等部門規章或許將會被修訂，以避免商務部負責“生”銀保監會負責“看護”的現象；

當然也會引發新的疑問：

★  究竟什么才是金融機構定性的依據，是監管機構的屬性還是發牌照機構的屬性還是業務屬性？如果說典當行以前不是現在是，那小額貸款公司算不算呢？

★  業務被認為具有金融屬性是否就必然要受到金融監管機構統一監管？如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擔保公司還是由政府批準設立與監管，并沒有像商業保理公司那樣被移交給銀保監會監管，理由是什么又為什么。

新的法律適用問題

國家壟斷下的金融監管，影響的不僅僅是那些想做資金融通生意的人以及商務部和銀監會，還有最高法院。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最高法院會通過司法解釋的方式，基于是否具有金融機構身份設定不同的權利義務（腦補下Coase的經典命題：如果沒有交易成本，權利配置將是一個零和命題）。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52條規定：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的其他組織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組織機構和財產，但又不具備法人資格的組織，包括依法設立并領取營業執照的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分支機構；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第1條規定：本規定所稱的民間借貸，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及其相互之間進行資金融通的行為。經金融監管部門批準設立的從事貸款業務的金融機構及其分支機構，因發放貸款等相關金融業務引發的糾紛，不適用本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辦理財產保全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8條規定：金融監管部門批準設立的金融機構以獨立保函形式為財產保全提供擔保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準許。第9條規定：當事人在訴訟中申請財產保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要求提供擔保：申請保全人為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等由金融監管部門批準設立的具有獨立償付債務能力的金融機構及其分支機構的。

上述所列的只是最高法院類似司法解釋的一小部分。從這些條文就可以看出，最高法院似乎也熟諳銀監會系統內部關于金融機構類型的劃分，且特別熱衷于“金融監管部門批準設立”（根據最高法院各庭出具的解釋類書來看，這里的金融監管部門似僅限于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三會，即現在的銀保監會和證監會）。很顯然，一個機構的“行政定性”還是很重要的，是不是金融機構會影響到其是否可以享有司法解釋中配置的各種權益或地位。

基于此，法院經常要弄清楚當事人是否具有金融機構身份，是什么性質的金融機構，是“金融監管機構批準設立”的金融機構，還是銀行或者非銀行金融機構等等。以典當行為例，典當行在“通知”前甚至在《典當管理辦法》修訂前，由商務部批準設立，似應不屬于（金融監管機構批準設立的）金融機構。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為企業家創新創業營造良好法治環境的通知》又提及“對商業銀行、典當公司、小額貸款公司等金融機構以不合理收費變相收取高息的，參照民間借貸利率標準處理，降低企業融資成本”之中，又似乎將其看成金融機構。

上述提及的例子還僅涉及定性層面的認識問題，可能更重要的是，對于“融·保·典當”三業而言，本次的銀保監會收編之旅，是否會因此被認為是“金融監管部門批準設立的金融機構”或者“金融機構”，從而可享有最高法院專門為金融機構在財產保全、訴訟主體等方面配置的優惠政策，如商業保理公司以獨立保函形式為財產保全提供擔保是否應當被法院準許。可以說，“通知”廣告監管職責調整，不僅僅是監管路徑的問題，還可能會涉及法院政策變化等司法態度的轉變。

 AMC新的非金界定與資產劃分

“一只南美洲亞馬遜河流域熱帶雨林中的蝴蝶，偶爾扇動幾下翅膀，可以在兩周以后引起美國得克薩斯州的一場龍卷風。”這是大家廣為熟知的氣象領域內的蝴蝶效應，反映著自然界真實存在的普遍聯系。如果把監管機構看成市場中的一份子，可能也會看到類似現象的發生：隨著商業保理、典當行、融資擔保等三類公司的監管機構從東長安街轉向金茂大廈，也將會在不良市場上引發一輪新的資產定性與非金劃分問題。

現階段我國不良資產市場資產已經萬億級別，并認為已經進入“4+2+N+銀行系”時代。今天要說的不是市場規模，而是AMC自身以及“通知”對其業務的影響，且這里的AMC還是要從老牌大哥中國信達與中國華融談起。

根據中國華融2017年度報告：

（1）財務概要之資產科目下設有“可供出售金融資產1955.207億”“應收款項類投資7011.924億”，“應收款項類投資”又分為“自金融機構收購貸款”“自非金融機構收購不良債權”；

（2）業務綜述之不良債權資產經營業務，是指以收購等方式從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收購不良債權資產，通過處置或重組等手段實現資產保值增值，從而獲得現金收益或保留有經營價值的資產，收購來源分為“金融類本公司期末資產總額1277.194億”“非金融類本公司期末資產總額3411.728億”，

其中金融類不良資產是指主要來自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和農村商業銀行以及非銀行金融機構的不良貸款和其他不良債權資產，非金融類不良資產主要為非金融企業的應收賬款及其他不良債權，不良債權資產的經營模式分為收購處置類和收購重組類，前者指的是從一級市場上批量收購并處置不良資產包，后者指的是圍繞企業的不良資產重組；

（3）從中國華融的組織架構圖來看，總部層面設置了“資產經營事業部”。

根據中國信達2017年度報告：集團財務狀況摘要之資產科目下設有“可供出售金融資產2731.827億”“應收款項類金融資產2342.269億”，“應收款項類金融資產”又分為“自金融機構購入貸款”“非金融企業應收賬款”。

業務綜述之不良資產經營業務，包括收購金融機構和非金融企業的不良債權資產，進行管理和處置，不良債權資產收購來源分為“金融類本公司資產凈額1682.652億”“非金融類本公司資產凈額1957.197億”，

其中金融類不良資產是指主要來自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和農村商業銀行等銀行出售的不良債權資產，也包括非銀行金融機構收購的不良資產，非金融類不良資產主要為非金融企業持有的，以及各類金融機構作為中間人受托管理形成的不良資產；不良債權資產的經營模式分為收購經營類和收購重組類，前者對應的是銀行類不良資產，后者主要對應于非金融企業不良資產。

從中國信達的組織架構圖來看，總部層面設置了“金融機構業務部”和“資產經營部”。

綜上兩家年度報告可知，AMC圍繞不良資產業務，采取了兩類分類標準即“金融類——非金融類”與“收購重組類——收購經營/處置類”，兩兩交叉在理論上可形成四種不同的資產類型：金融處置+金融重組+非金處置+非金重組。

這些資產類型的界定，不僅僅是為了認識與統計，還將會最終影響到業務定性與會計處理——因為一筆不良資產如果被定性為非金融機構類資產，那么計入“應收款項類金融資產”而非“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當然，就哪些收購屬于非金收購，還需要適用銀監會曾下發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開展非金融機構不良資產業務管理辦法》（以下簡稱《非金辦法》）。

根據該辦法規定：“非金融機構”僅指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監管的金融機構外的“境內企業法人、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或其他組織”；“非金收購”，除了收購上述非金融機構不良資產外，還包括“收購金融機構作為中間人受托管理其他法人或自然人財產所形成的不良資產”。

說了這么多，再回到本次“通知”上來。以融資租賃為例，如果AMC收購融資租賃公司的不良資產，本次“通知”前，根據上述《非金辦法》規定，應被界定為收購的是非金融機構資產，從事的是非金收購業務，故而需要《非金辦法》中提及的諸如需確保收購的不良資產為存量、潔凈等業務標準。

但本次“通知”后，融資租賃公司被移交至銀保監會監管，從監管層面上，至少是被看成是金融機構，由此引發的問題是，AMC在收購類似機構資產時，還需要繼續遵循《非金辦法》嗎？《非金辦法》中有禁止轉讓方繼續提供擔保，如果AMC收購典當行不良債權并要求典當行提供擔保，是否違規呢？

可見的是，隨著本次“通知”的貫徹執行，以及“融·保·典當”三業中不良問題不斷爆發，類似的基于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監管文件引發的問題，將會越來越突出，并且會一定程度上影響AMC不良資產業務開展與資產會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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